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危机的发生场所和领域涵盖各环节

不同的职业俱乐部面临不同类型的财务风险。 对于职业化改革历史较短、运营机制不完善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来说，融资风险和投资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

职业化（市场化）的主要目的是将体育项目以职业体育组织（如俱乐部）的形式进行，并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进行运营和约束。

与一般企业一样，职业俱乐部产生财务风险的因素也有很多。 我们可以将诱发因素分为外部激励和内部动机。

01外部激励

外部经济风险客观存在

职业足球俱乐部面临的外部经济风险，一般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或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或波动，导致俱乐部日常经营管理出现不确定性的概率，如国家货币通胀、居民消费支出等。收入水平俱乐部的门票和转播收入将大幅下降，以竞赛和表演产业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将受到重创。 俱乐部的经营压力也会相应加大，经济不景气导致的俱乐部破产也会随之而来。

此外，与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也会给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带来不确定性。 例如，2016年我国实施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中，体育服务行业部分纳税人的税负不降反增。 ，增加了俱乐部的财务负担，增加了俱乐部的财务风险。

联赛竞争不平衡

随着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足球俱乐部的融资渠道也在不断拓展，转播业兴起带动的俱乐部整体商业价值也逐渐提升。

不过，各俱乐部收入的增长份额并不在同一水平。 研究证明，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俱乐部手中。 以欧洲五大联赛为例，中小俱乐部的竞争实力逐渐减弱，少数俱乐部长期掌控着“寡头优势”。 俱乐部之间的竞争逐渐变得不平衡。 尤其是尤文图斯、曼联等欧洲豪门俱乐部，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较高的竞技水平。 他们多年积累的球迷基础是其他俱乐部的数倍。 俱乐部的品牌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除了赢得冠军头衔之外，这些富有的俱乐部的整体营业收入也翻了一番。 他们通过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不断招收最优秀的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实现新一轮的良性循环。

与豪门俱乐部运营水平持续提升的强劲势头相比，联赛排名中下游的“边缘”俱乐部由于知名度和市场份额的原因，收入增长甚微。 他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经济状况十分紧张。

此外，1995年《博斯曼法案》的出台，导致球员身价和转会费不断上涨。 联赛中下游俱乐部的收入增长更是难以抵消支出的巨额增长。 于是，俱乐部遭遇了巨大的财务风险，不少俱乐部因此破产。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职业联赛中更为常见。

这种“不平衡”现象直接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中小俱乐部的财务风险将急剧上升，联赛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威胁。

行政组织的制约和干预

以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例，自1992年“红山口”会议以来，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地方职业足球队的组织形式已从最初的政府投资逐步过渡到政企合资或独资。

然而朴茨茅斯足球俱乐部，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制度束缚——政府参与管理的惯性。 行政约束是来自政府等领导层的“自成体系的属性”。 当球队利益与地方政绩直接“冲突”时，俱乐部的经济利益往往是被动的受害者。

政府的介入，让俱乐部的财务管理变成了政府主导的简单财务核算流程，失去了“管理”功能。

因此，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参与甚至主导职业俱乐部的运营，不仅违背了“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权责明确、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而且还会带来极大的损失。给俱乐部的日常运营带来困难。 不确定性导致财务审计被忽视，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金融风险居高不下。

联赛治理失衡

以中超职业联赛治理体系为例，我国当前联赛治理特点可以概括为治理目标官方主导、治理主体虚实映射、垂直治理结构垂直化。 这种治理方式直接导致了以下两种情况：

（一）联赛缺乏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治理方案。

目前，足协继续以中超联赛的形式运营职业联赛，并在联赛治理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权力垄断。 这就导致了相关政策出台过于盲目、仓促且缺乏相应的监管。

比如，2018年足协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出台了“签约调整费”政策。 这一政策不仅让俱乐部招兵买马变得更加困难，也让俱乐部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俱乐部的经济效益受到压制。

中超联赛的“钱、权、人”等核心要素仍然掌握在中国足协等行政机构手中，导致俱乐部可用资金减少。

中国足协相关官方文件明确规定，俱乐部所属的业务发展权、媒体版权和利润分配权均由足协拥有和管理。 俱乐部没有权力和资格参与开发。 这种版权垄断直接损害了联赛赞助商的经济利益。 ，导致俱乐部的收入分成减少。

因此，无论是联赛制度的不平衡设计，还是足协的过度干预，都是利益边界失衡的根源，而最终承受者是俱乐部朴茨茅斯足球俱乐部，让金融危机成为常态。

02内在动机

单一股权结构

俱乐部内不同的股权比例以及不同股东之间的股权关系称为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决定俱乐部的内部治理结构，与俱乐部的决策行为、绩效和财务风险密切相关。 张晓棠提出，企业股权集中度与金融风险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股权集中度越高，俱乐部的财务风险就越高。

以中超足球俱乐部为例。 由于职业改革时间短、俱乐部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16支中超球队中，绝大多数俱乐部只有1-2个股东，“一股东主导”的现象较为普遍。 。

目前国内俱乐部实现收入均衡的可能性较低。 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和长期亏损，让俱乐部股东（所有者）更加不知所措。 一旦大股东（投资人）因各种原因资金链断裂，俱乐部的整体运营就会陷入危险，随时面临被管理或解散的风险。

比如天津权健、延边富德俱乐部宣布解散。 此前意大利著名俱乐部帕尔马、AC米兰也因股东撤资后资金链断裂而申请破产清算，并被相关管理机构接管。 单一的股权结构是导致俱乐部财务风险上升的因素之一。

比赛成绩波动较大

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英超）是世界上最早、运作体系最完善的联赛。 商业、转播和比赛日收入是英格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转播收入与联赛成绩直接挂钩。 准确来说，俱乐部的业绩越好，收入水平就越高。 这一结论得到了国内外俱乐部的证实。

国内方面，2013年，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联手贵州人和在足协杯决赛中获得亚军，进入亚冠决赛并夺得冠军； 2015年，俱乐部成功卫冕中超联赛五连冠，并再次登顶亚冠联赛。 通过查阅广州恒大的财务报表发现朴茨茅斯足球俱乐部，俱乐部2014、2015赛季的总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

在欧洲，利兹联和朴茨茅斯这两家曾征战过英超的俱乐部都引进了大量球员来获得欧冠资格。 他们认为自己一定会获胜。 然而整个赛季各俱乐部开局时高时低，有起有落。 最终，由于赛季结束积分不足，未能获得欧冠资格。 错过了。

这种情况导致俱乐部负债累累，无法逃脱降级到低级联赛并被托管的命运。 可见，当俱乐部业绩持续好转时，营业收入会相应增加，但当俱乐部业绩下滑甚至降级时，收入就会受到打击，整体财务风险也会增加。

错误的投资决策

曾供职于国际足球管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天乐在接受专家采访时认为，缺乏合理的投资规划、盲目投资是目前俱乐部投资亏损的主要原因。

职业足球具有行业特殊性，体现在一个俱乐部的球员和主教练的无形资产占球队总资产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 因此，球员转会和续约以及新任主教练的选择等内部决策将直接影响俱乐部的投资风险，进而影响俱乐部的财务健康状况。

例如，高价购买不适应球队技战术风格的球员、新球员的场上表现与期望的差距、高估教练员的执教水平等因素都会造成球队的整体实力下降，球队陷入被动，使得球队陷入被动。 联赛和杯赛实力受损，进而引发球迷不满。 这些因素都会间接增加俱乐部的财务风险。

例如，2018年1月，巴萨以1.6亿欧元的价格引进了巴西球星库蒂尼奥，这是队史第三高的转会费。 令人失望的是，后者整个赛季状态低迷，实际表现比预想的还要差。 千里迢迢，最终被封为最贵“水货”； 2017年6月，江苏苏宁俱乐部斥巨资引进新任主教练卡佩罗，但经过测试，他的战术风格并不适合国内联赛。 在他执教的24年正式比赛中，他们只赢了8场比赛。

除了带队保级、提拔新人之外，卡佩罗在中超生涯中并没有为俱乐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与他千万欧元的年薪有很大差距。 可见，俱乐部引援、选拔等决策问题不仅关系到球队的成绩，还与俱乐部的财务健康状况密切相关。